1995年，这一年所有女作家的运气都格外好，每个人都出了七八本书，她们不断地拿到自己的新书，又不断地领到自己的稿费，她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在1995年成堆地出现，各种名目的会议，各个出版社组织的签名售书活动，这个活动刚刚分手，那个活动转眼又碰到了，她们像风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她们美丽或朴素的衣裾在许多城市里像花一样开放。
这一年方方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来了北京四五次，她在第五次敲响我家的房门的时候不失时机地说：我丈夫说北京人怎么还没讨厌你。她到北京总是来开些伟大的会议，什么国际女性文学讨论会、世界妇女大会，或者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出访，有时则是为了一些比较正常的我们也一起参与的签名售书活动，总之方方的名字和她美丽的照片在1995年的报刊上频频出现，这使她原来就很吓人的头衔更加吓人，比如省作协会副主席、省政协常委什么的。
因此后来到了昆明签名售书，夜里迟子建在念出“方方家的旧影集上飘满了穿旗袍的女人”这句开头后，郑重地告诫我现在先不要写方方印象记，我明白她的意思，锦上添花的事情总是多少有些嫌疑。这个告诫本来应使我反省自己的写作动机，但她一字不错地念出我的一个开头，我意识到我的方方印象记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写作。这个想法转移了我的视线。
“方方家的旧影集里飘满了穿旗袍的女人……”
这是我设计的一种开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迟子建已经熟悉它了，我曾经在河北饭店说过这句话，蒋子丹说，我以为你要写一篇《回廊之椅》，旧影集里穿旗袍的女人不是朱凉又是谁？
方方敲响了我家的门。
她敲开我家的门，我看到她在幽暗的过道里站着，穿着一条烟色的长裙，“上身是一件白色真丝绣花上衣，外面套一件镂空麻外套。她的旅行箱我已经十分熟悉，现在它就立在她的脚边。
方方说：我又来了。
她走进来，换上我为她准备的草拖鞋，然后坐到我家的沙发上。她在我的房间里走动，喝着很浓的茶，说着闲话，然后天就黑了，雨点开始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嗒嗒的声音。
如果我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她就会毫不迟疑地子弹般扑到方方的怀里，然后把她画的画拿给方方看，指点给她看哪是蚂蚁哪是蜻蜒，哪是恐龙哪是怪兽，缠着要她讲故事，疯闹、尖叫、唱歌、在地上爬，完全是人来疯的样子，方方就说：看这孩子多高兴啊。我的女儿是一个生性敏感胆小的孩子，看见生人就会哭，我想方方身上一定有着一种从人类的童年延续下来的极其明朗、明亮像阳光一样纯粹而温暖的东西，质地如此的人与儿童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我想起6月在三峡笔会上张炜曾说我身上阴气太重，如果单独跟我在一起，他会无端感到害怕，若我在许多人中间他则没有这个感觉。张炜认为我应与那阳气重的人比如方方交朋友，让他们照耀我，驱散我的阴气。
我不知道他看见的阴气是什么。
我从小自闭，不记得自己有过人来疯的情况，我想我的女儿也跟我一样。那天我才想到我们身体的深处会隐藏着同样多的力量，只是没有遇到激活我们的人。
那个激活我们的人在许多年之后来到了，她就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她刚刚下飞机，她目光明亮，毫无倦容。我无法对这样一个人写出我的印象记。
方方家的旧影集飘满了穿旗袍的女人以及穿西服的男人，她的父系是书香人家，母系则是官宦家族，父系家族出了个学者汪辟疆，母系家族的名流则是杨赓笙。有一天方方偶然打开电视机，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铁血共和》，剧中的二号人物杨赓笙正是方方的外曾祖父。杨是江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尔后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讨袁、流亡，在南洋办报，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杨将筹募的经费从缅甸送至云南。
方方是一个散淡的人，她总是不着急写东西。早上她要睡懒觉，据说她的懒觉是遗传的，而她之所以要当作家就是为了睡懒觉，现在她的懒觉已经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累及了整个上午，她得等到吃完中饭才能真正清醒过来。而她晚上又要看电视，而且尽看武打片。她来到我家，发现我们不看电视，她感到十分奇怪，她嘀咕说：你们怎么不看电视呢？我们一家三口每晚都看。然后她又突然醒悟道：“这可以省出多少时间啊！”每次我说她懒的时候，她总是振振有辞地说：我平常不写，一写就写得很快。
在方方家的旧影集上最频繁看到的是方方的母亲，那是一个美丽高贵的妇人，她毕业于一所教会学校，高高的额头，大大的眼睛，端庄娴淑，一派大家闺秀的风采。方方说她母亲热情坦荡，风趣开朗，她这方面的性格就得自于她的母亲。这种热情是多么可贵，方方的热心肠遍洒她的朋友，一有好事她总是想着朋友，朋友的事就像是她的事，谁说过一个什么事，她总是牢牢记在心上，她对那些无权无势亦无名的朋友的一往情深令我无比感动，我总是看方方在某一日背着一大堆橙子去寻找一家破败的小医院的情景，她骑着自行车找了几个小时硬是把这家医院找着了，她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朋友快要在这里死去了，他想不到方方会找到这里来，他呜咽着眼泪流出来。我无法忘记这件事。
方方从小生活在一个好家庭，这个好家庭给她带来了健康的体魄和心智，健全的性格，优秀的品质，从外形体态到内心质地，我们之间的反差真是太大了，我的忧郁敏感、冷漠多疑、内向寡言与方方恰成反比，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也与她的有天壤之别，我想只有最纯粹最无功利可言的友谊才能兼容这样如此不同的两个人。
（摘自《海上文坛》1998年第11期，林白文。）
 |
